李元阳（1497—1580），明代白族文学家、史学家、理学家。字仁甫，云南大理人，世居点苍山十八溪之中，号中溪，别号逸民。李元阳的一生可以分为少年学习，中年为官，晚年辞官乡居三个时期。在前两个时期他学习并接受了儒家学说，对阳明心学情有独钟。后期他倾向于儒、释杂糅，从心学出发，援佛家之禅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学思想。李元阳著述广泛，有诗文集《艳雪台诗》《中溪漫稿存稿》，理学著作《心性图说》，史学著作《大理府志》等。其融合佛、道、儒形成的理学思想，使他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李根源在《重刊中溪家传汇稿序》中评价李元阳：“先生之学以佛入，以儒出，复性为本，济世安民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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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公正廉洁深受爱戴

李元阳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其母在生他之前“梦龙负日入怀者三”，故取名“元阳”。李元阳自幼沉默寡言，但聪明过人，勤读诗书，尤好文史，于嘉靖元年（1522年）中举人，为云贵乡试第二；嘉靖五年中三甲进士，“名动京师，为十四才子之冠”，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六年出任江西分宜知县，分管江西乡试。嘉靖七年，李元阳母亲去世，回乡守孝。

嘉靖十年，李元阳守孝期满，出任江阴知县。在江阴知县任上，他爱民养民公正廉洁，深受百姓爱戴。嘉靖十二年，李元阳迁户部主事，离任之日江阴百姓流泪相送百余里，并为他立生祠，刻碑记其善政百余事以兹纪念。李元阳调入户部后，内阁大学士夏言有意招延，但为李元阳拒绝。不久他改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嘉靖十八年，李元阳调回北京，他疏劾大学士夏言用人不公；他还上疏谏止皇帝巡幸承天，皇帝大发雷霆，大臣们都惊惧不能入寐，李元阳却鼾睡达旦，同僚称其为“真御史”。正是这种直言不讳使他在官场上屡屡碰壁，夏言借“荆州要地，元阳堪任”之由将李元阳调到荆州。当时荆州“四百余里无井泉，先生至，即捐俸穿井数十，又作石池以饮马。”当地老百姓遂以“李公井”来命名。李元阳在荆州任上最值得一提的是从参加考试诸生中识拔了年仅十三岁有“神童”之称的张居正。

嘉靖二十年，李元阳以父丧归乡。其后四十年，里居不出。他将婚嫁丧葬、饥寒冤抑、桥堤道路等列为其乡居三十二事，用三十年时间修复崇圣寺，还创建、修缮了如传衣寺、龙华寺、观音庵、千佛阁等诸多寺院。《鸡足山志》中称赞他，“山中寺院凡倾颓者，无不修葺，并为撰文，鸡山之盛，公为首功矣。”

为学：潜心造诣终成大者

李元阳中年所著《心性图说》最能反映其理学成就。虽然他自谦“不敢示人”，但当时理学名家对此都非常推崇。该书分为4篇：《性说》《心识说》《意识说》《情识说》，后又收入《李中溪全集》卷十。

李元阳的心性观由性说、心识说、意识说与情识说四说组成。其中“性”处于最高的本体位置。“性即命也”，是无形无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性也者，灵明独照，与天常存，不以少而盛，不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他又说“夫人依性生，性以仁立”。在他看来“性”之本体以“仁”为基础，其内核是儒家政治伦理规范，在表现形式上，他借鉴了佛、道“虚空”的观点，“周匝偏覆，虚灵豁彻，无体象可拟，非思议可及，惟中惟一而已。”

“心识”即人对外物的感应，是后天产生的认识。他认为由于人的主观性，导致“心识”半明半暗、半通半塞。“意识”是“心识发而意”。意者，为物所惑之谓也，所以比“心识”更模糊。而“情识”则是指“意识流而为情”。情者，为物所蔽之谓也，完全昏蔽、塞而不通。所以“性”动产生“心识”，“心识”发而为“意识”，“意识”流而为“情识”，四者之间层层流动。李元阳对理学基本范畴的理解和辨析发前人所未发。在此基础上，李元阳提出“复性即是致知，性复即是知至”的认识论。“性”是独立于物的绝对本体，是“真我”的存在，所以“复性”就是获得“真我”。他用水作喻，认为性如水，至清；而心、意、情如水中加入泥沙，使水变浑浊。“复性”如同水去泥沙，还其本源。由此，李元阳提出“顿悟”“渐修”的修养方法，“中人以上，可以言顿格，中人以下，须渐格也。”显然，不论哪种修养方式，其目的都是致知，“顿悟诚而明，知至也；渐修明而诚，致知也”。

《心性图说》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完整地构建了李元阳的理学思想体系，极大地推动了明代理学的发展。

李元阳独特的心性观得益于他与当时理学名家间密切的学术交流。王畿，字汝中，号龙溪，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阳明后学重要代表人物。《李中溪全集》中留存有《与王龙溪年兄》《答王龙溪年兄》《再答王龙溪》三通书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和王畿论证并厘清了理学上“知”“识”的概念。第二封信中，他把《心性图说》寄与王畿并向他请教。第三封信中，李元阳说他虽不能从阳明之师门，但阳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直继孟子之统。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安府吉水人，亦为当时心学大家。李元阳理学思想的发展和罗洪先有相似之处，他们早年思想的核心都以“践履”为主。不过此后李元阳转向了“寂感”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观。在李元阳写给罗洪先的信中，李元阳先请教了性、心、义、情识的差别，这与给王畿的信中所谈论的“知”“识”内容相近。在另一封信中，他向罗洪先叙述了自己与王龙溪切磋学术的情况。

此外，李元阳与南中学派、泰州学派的唐顺之、罗汝芳也多有联系。李元阳通过与他们进行书信交流，在理学上相互切磋，使自己的理学观在继承陆、王心学之外得以以一种独特形式展开。

为文：兼容并蓄促进交融

云南与内地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随着汉文化在云南广泛传播，云南与中原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原文化在云南的传播决不是简单的单向传播，而是双向的，即中原文化在向云南传播的同时也极积吸纳云南的当地文化。这在以李元阳为代表的云南学者身上尽得体现。

李元阳回乡后寄情于苍山洱水之间，省却了尔虞我诈的倾轧，再无宦海的羁绊，与杨士云、杨慎、张含、李挚等文化名流诗文唱和，勤于著述，著有诗文集《艳雪台诗》《中溪漫稿存稿》，于晚年编纂了嘉靖《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由于他在哲学、史学、文学、书法、教育诸方面的突出成就，被誉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在云南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元阳曾言“云南古荒服之地，自汉始通中国，然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惟纲常之道粲然明于世，而礼乐刑政所以管束人心，维持世道之具胥此焉。”他认为只有依靠儒家学说才能维持云南的稳定和谐进而保证边疆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深谙云南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认为“教无类也，孰谓异俗之不可化哉！今夫云南荒服之人……一旦举中国之治以加之……他日化成俗定，人才辈出，彬彬乎齐鲁之风。”

纵观李元阳一生，他对理学的仰慕、学习、吸收和发展反映的是其对中原先进文化的向往。对于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汉文化，他并没有站在本民族的文化立场上加以排斥，而是自觉地学习，在主动融入的同时也创造性地发展。李元阳的理学情愫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古代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古已有之，并源远流长。“嘉靖八才子”之一任忠斋评价他“中溪晚年之学，如霜清岁晏，万象森严，长松在壑，剥落英华，收敛神气，复归乎其根也”。李元阳之后的明清云南省志和大理地区的府县志，多为之立传，表彰其事迹，在白族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有关李元阳的故事传说。（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欣，本文系云南省社科院2021年院级项目《明代云南白族学者李元阳哲学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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